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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机--官场红人秘笈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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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机--官场红人秘笈
作 者高冕

书籍简介
  这部破解升官奥秘的作品,真实解读了清王朝近三百年间最富代表性的十二位高官的发迹内幕。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高官,大多平民出身、书生起步,但他们都以过人之处,赢得上司青睐,官运亨通,隆隆直上,平步青云,超越成千上万竞争者,成为位高权重的当朝红人。他们既有相似之处,工于心计,精于谋划,勇于打拼,更有各自精绝独到的手段。为官之奇、为道之深令人匪夷,读来瞠目……




进献殊礼(1)
高冕
  范文程是大清开国名臣。此公也是靠送“大礼”发迹起家,大红大紫的。不过,与历朝历代一心往上爬、又不走正道的官吏所使手段截然不同,他送的礼,不是金银财物、佳丽美色,也不是浮夸虚报、摇尾乞宠,而是惟他独有的殊礼——政治智慧。
  范文程先后效力于清王朝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位最高统治者,综观其仕途,除短期遭受挫折外,总体上都很顺利。但细加分析便知,范文程作为一颗政治明星升腾于苍穹,当属皇太极时代。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范文程去世。十三周岁的少年皇帝玄烨,挥舞御笔为其书写祠额,赠以“元辅高风”四字。按康熙帝说法,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手下已春风得意,属天命朝红人,不是崇德朝红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康熙帝所说“元辅”,是否应理解为:“元”,为大清第一帝皇太极,“辅”,为首辅重臣呢?能不能说,康熙帝就认定范文程是皇太极最器重、最信任的重臣?实际上也不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都将努尔哈赤视为开国皇帝。远在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上台时,就将亡故多年的父汗抬举为“武皇帝”。到康熙元年,玄烨登极,将努尔哈赤改谥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这就是说,康熙帝像祖父皇太极一样,也是将努尔哈赤尊为大清开国皇帝的。
  康熙帝是一位精通历史的皇帝,他不可能不知道范文程在努尔哈赤当政时代并未走红的史实。那么,他为何要将范文程称为天命朝红人?康熙帝作为杰出的封建大政治家,将本属崇德朝受到器重、平步青云的人物,说成努尔哈赤时代就受到帝宠、位极人臣,一定大有文章。
  康熙帝对范文程历史地位作如此定位,耐人寻味。这表明,探究此公究竟何时走红、到底为何走红,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范文程堪称清初最高权力争夺的一座重要地标。其一生历经一系列皇权争夺的暴风骤雨,既参加过许多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外争,又参与了女真贵族集团尔虞我诈、波诡云谲、阴狠残忍的内斗,而且很长时期参与核心层谋划。大概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因素,存世的史料,记述他赞襄清最高统治者与明朝皇帝争夺皇权的笔墨占了很多,记载他参与清统治集团内部角逐最高权力的则为数不多。
  范文程实际上在天命朝并未受到应有重视,更谈不上是努尔哈赤的什么红人。他效命于努尔哈赤达八周年零四个月。这一时间,占了这位大金国最高统治者称汗之后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努尔哈赤无论实质上还是名义上都占据大金国权坛第一把交椅的情况下,范文程最终只是熬了个章京。章京这个官衔,在清代分为多种,通常属中下级军官。章京决非高官,但如果能进入核心参谋班子,类似于后来任职于军机处的章京,在最高权力人物身边谋划军国大事,身在枢机,知悉机务,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被大金国一号人物重视和赏识,也可算作受到应有重视。惜乎范文程这个章京不是属于这一类,而是一个不受关注、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范文程是心甘情愿主动投奔努尔哈赤的。那是1618年的一个春天,也就是努尔哈赤立国称汗的第三年春天。在早春寒风的吹拂下,他发布“七大恨”誓师征伐明王朝,一举拿下抚顺城,掳获人畜三十余万。这标志着金明关系的重大战略转变。抚顺之役是他起兵三十五年来首次与明军正面交锋,努尔哈赤由原来的对明俯首称臣走上了公开反抗的道路。抚顺一役对努尔哈赤的意义,不只是拔寨夺城、俘获人畜,更在于获得了雄视对手的信心:看似庞然可怕的明王朝,不过空壳骆驼而已!在取得攻城略地辉煌胜利的血腥和硝烟里,明军守将、抚顺所游击官李永芳剃发投降、跪倒在努尔哈赤脚下。让这位金国最高统治者兴奋的,还不止于此。他正擦拭剑血、畅饮高歌之际,报有两位儒生前来拜谒。这颇出乎意料。若是报有武将来降,他不会意外,守城主将李永芳都已缴械投降,况其手下部将乎。闻有儒生来见,这大大刺激了这位长于骑射的女真统帅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他立即精心作了一番安排,与诸位贝勒一起升座,拉开架势接见大明王朝的儒生。前来晋见者是弟兄俩,弟名范文程,兄名范文,均为沈阳县学生员,也就是百姓所称的秀才。双方施礼之后,一身戎装的努尔哈赤与文质彬彬的儒生欣然交谈。范文程颖敏沉毅,形貌颀伟。相比之下,兄弟俩之中,努尔哈赤对范文程更有好感。大概是为了引起努尔哈赤的重视,兄弟俩有意推销自己,抬出自己的曾祖——范。范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明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王朝的名臣,赫然列传于明史。数典寻根继续追溯,祖上还出过一位声名更响的人物,他就是宋朝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推算起来,范文程是这位历史名人的第十七世孙。这一招果然奏效,努尔哈赤听了倍感兴趣,边环顾在座的各位贝勒,边脱口道:“此名臣后也,善遇之!”不知是喜不自禁,还是这位崇尚骑射的武帅不大擅长拐弯抹角,不加遮拦一语道破对两位儒生的看法:善待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俩系名臣之后。这一语,还泄露了一个秘密:过去,努尔哈赤及其女真上层集团一直厚武薄文,对舞文弄墨的儒士文人没有引起重视;立国称汗以来,他对儒士文人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与其说是他重视儒生在夺取皇权中的作用,还不如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儒生曾祖的赫赫名声,是为了满足他收服名人之后的那份虚荣。努尔哈赤在轻薄儒士方面曾留下恶劣的记录:创造满文的额尔德尼,这位兼通蒙、汉文而被他赐予“巴克什”称号的语言文字天才,后来竟被他一刀砍了;另一位始创满文的圣人噶盖,在他创制满文的同年,也成为努尔哈赤的刀下鬼。“巴克什”,是女真人对文人儒士的尊称。努尔哈赤对能够创造文字的“巴克什”尚且如此,对一般舞文弄墨者又能指望他如何厚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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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献殊礼(2)
高冕
  主动投奔努尔哈赤的范文程,有着在新主面前好好表现一番的强劲内动力。出谋策划、追随报效、殚精竭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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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他还执鞭坠镫、出生入死,跟随努尔哈赤所率的金国大军,直接参与了攻克明辽东首府辽阳、辽西重镇广宁等重大战役,立下殊功。特别是攻克广宁,使明王朝在辽无局可守,被迫丢弃全辽,从而将努尔哈赤的戎马生涯推上光辉的巅峰。在此期间,努尔哈赤并没有兑现对范文程的承诺,并没有厚待这位一腔热血、满腹经纶的文人。苦苦追随金国主子的范文程,始终没有得到努尔哈赤的足够重视,直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殒命,他只是熬了个章京的官衔。在庞大的女真贵族队伍中,范章京只是个不起眼的草芥小官,既未跻身高官,也未身居要职。
  当时女真贵族由四种人组成。一是爱新觉罗氏宗室贵族,他们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处于统治集团的金字塔顶端。二是军功贵族,主要是八旗的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等军队统领。三是蒙古贵族,主要是归降努尔哈赤的蒙古贝勒台吉。四是汉军贵族,主要是投降金国政权的明朝官将、秀才和商人。为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努尔哈赤在女真、蒙古贵族之外,于天命五年(1620年)专门设立以汉官管辖汉人的系统,设都堂,下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当时作为爵位授予的等级,其中总兵官至游击,每一等级又分为三等。
  抚顺之役中投降努尔哈赤的李永芳,成为众多归顺汉官中的得意者。出于瓦解明朝边防将领的需要,努尔哈赤将孙女嫁给李永芳。李永芳以额驸(驸马)特殊身份,加之追随努尔哈赤拔清河、克铁岭、夺沈阳、占辽河立下的显赫战功,爬上三等总兵官的高位。但范文程就没有这份运气了,在为数众多的十五等爵位中没有属于他的位置。然在骨子里,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对投降的汉官儒士是一概瞧不起的。他将俘获或归顺的明朝将吏分给贝勒大臣管辖,因为这些汉官不懂女真语言,经常受到女真贵族嘲讽,甚至辱骂和殴打。努尔哈赤给女真人的文书,历来用汗的名义下达,但给汉人的文书,一律用都堂的名义下达。让汉官更为难以接受的是,汉官一旦病死,其妻子就要给女真贵族做奴仆。这种民族歧视,连身为驸马爷的李永芳也难以幸免。天命八年(1623年),报有复州汉人可能叛逃,努尔哈赤主张派兵镇压,李永芳劝谏对此应该慎重。后复州汉人果然叛逃,努尔哈赤遂迁怒于李永芳,将他臭骂了一顿,还一度革了他的职。还有一次,议兵时李永芳与贝勒阿敏观点不一致,阿敏竟然大怒,大声辱骂:“尔蛮奴,何得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驸马爷尚且如此处境,范章京的地位便可想而知了。
  不少史料称,范文程受到努尔哈赤器重和厚待。这看似为范文程脸上贴金,实质上是粉饰努尔哈赤,表明大清开创之主是何等目光远大、英明睿智,他老人家早就懂得应重用汉人英才,以夺取他朝思暮想的明朝江山和至尊皇权。
  真正将范文程视为“心膂”、当做首辅的,当是皇太极。
  皇太极洞悉父汗轻薄文人、不将汉官汉人当人的严重后果。他在为汗父举行葬礼的同时,也将其奉行的歧视汉官儒士政策送进了阴间。他登上汗位接过最高权杖不久,首开金国儒生考试,规定凡为女真之奴的明朝生员,全部不再为奴,让其参加考试,一次就录用了二百名;他采取优礼汉官政策,对归附的汉官给予信任,做到量才使用。对于范文程,皇太极更是高看一眼,将他安置在自己身边,请他拟制敕书,参与军政大计。
  无论皇权还是汗权,最高权力主要集中体现在谕旨权、用人权和军事权上。范文程进入皇太极政权枢机后,直接参与行使这些至高无上的权力。
  天聪三年(1629年),大金国添设了一个新的官置机构——文馆,其职掌为翻译汉文书籍并注记政事,由儒臣分值。秀才范文程被选拔入馆,这是他进入枢机重地的开始。
  犹如一把锐利的锥子放入布袋,范文程立即脱颖而出。
  天聪三年金秋十月,皇太极突发奇想,发动远袭大明国都城的京师之役。范文程随皇太极出征,参加一系列金戈铁马的军事行动。
  范文程竭诚报效。在他众多的可圈可点的奉献“礼单”中,最令皇太极称心的,当属设计除掉大明国蓟辽总督袁崇焕。
  除掉袁崇焕,攻克宁远、锦州,进而荡平山海关,这是久久萦绕于金国大汗皇太极心头的渴望。
  袁崇焕是金国大汗和八旗劲旅的克星。
  三年前,父汗努尔哈赤兵败宁远,气急败坏,毒疽突发,悒郁而死。在白山黑水间缔造和指挥八旗军征战四十四年,先后取得古勒山之役、乌碣岩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十一次大捷,素有“用兵如神”美誉的女真统帅,怀有“射天之志”的大英雄努尔哈赤,一跟头栽在采用坚城大炮之术的袁崇焕脚下。时年四十二岁、从未上过战阵的袁崇焕,因取得宁远大捷,由区区宁前道跃升为辽东辽抚。
  皇太极咽不下这口气,接过先汗遗下的弓马,于努尔哈赤死后第九个月,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再度率倾国之师,围攻袁崇焕统率守御的宁远、锦州城,发起宁锦之役。皇大极对这一役高度重视,这是他接替大金国最高权力后独立指挥的第一场战争。皇太极先攻宁远不克,再攻锦州也不克,复攻宁远仍不克,历时二十五日,大战三次、小战二十五次,皆以金军失败而告终。与当年父汗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在袁崇焕“坚城大炮”面前同样碰得鼻青脸肿。袁崇焕获此大捷,声名益彰,朱由检当皇帝不久,专门在宫内保和殿旁的平台接见了他,赐尚方宝剑,擢升他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总理今河北北边和东北地区的防务。袁崇焕及其坚守的宁远、锦州城,遂成皇太极谋取中原不可逾越的一堵墙。皇太极对杀父辱国之仇铭心刻骨。然而,八旗劲旅尸横遍野的惨败,尖锐昭示这样一个事实:袁崇焕这厮惹不得!


  




进献殊礼(3)
高冕
  “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皇太极怒火中烧。
  皇太极决计为父为己雪耻。天聪三年十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于深夜悄然开拔,避开袁崇焕坚守的宁锦防线,绕道漠南蒙古,从龙井关(河北遵化北)、大安等处分几路毁边墙而入,揭开了远袭京师的帷幕。他这一招非常高明。明王朝一直将重兵布于宁远、锦州一线,山海关以西则城垣颓落、军备废弛,边防形同虚设。清军势如破竹,席卷而来,连克数座边城,攻陷军事重镇遵化,突袭明王朝都城北京。如此一来,袁崇焕镇守的宁锦防线遂成废物。皇太极非常得意。袁崇焕闻讯大惊失色,带上部将祖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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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点九千精锐骑兵昼夜兼程,入山海关应援,于十一月九日抢在皇太极之前进驻蓟州。三日后,皇太极大军方赶到蓟州城。他万万没想到,袁崇焕竟已捷足先登,惊诧之余,不禁暗暗叹服对手的神速。他决定不与袁崇焕交火,悄然甩开先据蓟州的这个大克星,挥师西进,连克玉田、三河、香河诸城,十五日驻军通州。袁崇焕急率兵马追赶金军。十六日,当袁崇焕率部抵达都城左安门时,金军前哨也逼抵城下。二十日,金军大部队蜂拥而至。袁崇焕率部与敌激战于广渠门、左安门和永定门外。皇太极亲自督战,左冲右突,前仆后继,却连战连败,伤亡惨重。无可奈何,他不得不率部撤至南海子扎营。
  袁崇焕这厮真是可恨至极!皇太极羞恼不已。
  袁崇焕部远途增援之后又是连日鏖战,疲惫不堪。袁崇焕要求朝廷打开城门,让部队轮流进城休整。但崇祯帝竟然不同意。袁崇焕只好令部队在城外东南隅所宿营。令人奇怪的是,从大同赶来增援的满桂统领的部队,却获准同意进城休息。原来,袁崇焕尚在蓟州城时,崇祯帝就听到流言,说金兵之所以能突入内地,是因为袁崇焕暗中导引所致,故下令袁部不得过蓟州一步;十六日那天,袁崇焕率部刚抵左安门,金军前哨恰好也抵达京城,都城内因此流言纷起,说是“崇焕召敌”,生性好疑的崇祯帝对袁更是大起疑心。正一门心思抗敌的袁崇焕,对于蹊跷之事却未去用心琢磨。
  皇太极亲自察看袁军大营,见阵容严整、无懈可击,回营后不禁连连叹息。
  这时,儒士范文程来到他面前。在皇太极屏退左右之后,范文程向他密进一计。皇太极听后连连击掌叫好,遂依计行事。
  金军抵达北京城时,抓获两名太监,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等人监守。在范文程进献密计的当晚,高鸿中、鲍承先两人来到监所,靠近两个太监睡觉的地方,先是煞有介事地察看太监有没有睡着,尔后,一方冲着另一方耳朵,压低声音耳语道:“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有个杨姓太监此时并未入睡,刚才高、鲍来查时故意假寐,此时尖起耳朵窃听,将高、鲍两人耳语一一记在心中。二十九日,高鲍有意放纵杨太监逃跑。杨太监立即求见崇祯帝,将此非同小可的绝密情报禀报皇帝。崇祯帝听了这一爆炸性情报,遂将袁崇焕的对金主和态度联系起来,对袁崇焕变节投敌之事不再怀疑。
  十二月一日,崇祯帝命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前往紫禁城,说是“议饷”。然而,京城九门紧闭,铁桶一般,无路可进。城里放下一只筐来,令袁崇焕坐到里边,城上守军将他吊上城头。袁崇焕进了宫,见了皇上,才知大事不妙。皇帝召他并非议饷,劈面就是一通质问,一群早就埋伏起来的锦衣卫虎狼也似扑上来,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将袁崇焕拿下,打入监狱。一向对袁不满的魏忠贤余党王永光、高捷等,乘机落井下石、大泼脏水。满朝文武、草民百姓也都认定袁崇焕里通外国、可恶至极,没有一个人为他鸣冤叫屈。次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下令将时年四十六周岁的袁崇焕处以磔刑,将其千刀万剐、碎割而死。许多人见了拍手称快,争食其肉,发泄对“卖国贼”的愤懑之情。袁崇焕亲属也遭牵连,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
  因立下非常之功,范文程加官晋爵,被授予游击世职。
  《清代碑传全集》记载了范文程行反间的事迹:“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碑传中“宁远总制”,就是袁崇焕;“公”,就是范文程。
  崇祯帝中计杀死袁崇焕,后果非常严重。袁被捕下狱时,祖大寿在旁两股瑟瑟打颤,惊骇万分,怕落得与主帅同样下场,出宫后立即率军东奔,毁山海关而出。袁崇焕部获悉主帅被捉拿,一下散去一万五千之众。满桂部寡不敌众,被金军击溃,满桂战死于乱阵之中,高级将领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被俘投敌。皇太极大获全胜,挥军离京东归之际,又趁势拿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在山海关内、距明王朝都城咫尺之地,建立起未来进攻的战略跳板。
  史学家李洵、薛虹先生在所著《清代全史》第一卷中认为:“这是明方一次重大的失误,造成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后果,削弱了明方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和部署。”
  范文程兵不血刃,借崇祯帝之刀,就将金军劲敌袁崇焕除掉了。就此巧妙一计,成就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君主动用千军万马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进献殊礼(4)
高冕
  当然,范文程向皇太极进奉的这份殊礼,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奉献得了的。此计成功,是建立在对明王朝腐败底牌的深刻了解,对崇祯帝多疑性格的精微洞察基础之上的。这是范文程蓄积已久的政治智慧一次星云放电式的耀眼释放。
  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人们一直将袁崇焕视为叛国通敌之辈,为之不齿。直至乾隆年间校订《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时,补述皇太极计除袁崇焕内幕,真相大白,人们才知袁崇焕原来是明王朝大大的忠臣。这才有了后来修建在北京广渠门的“明袁大将军墓”,以及修建于龙潭湖的“袁督师庙”。不然,袁忠臣将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在金与明争夺天下的战火硝烟里,范文程还展示了杰出儒士所独有的智勇风采。
  范文程之勇,不是蛮勇,也不是悍勇,而是发散着智慧光芒的智勇。他在跟随皇太极挥师入关、远袭京师之役中,奉命挥率一支助攻部队,精于筹划,工于用计,连克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座边城。大安口金军被明朝军队包围,危急关头,范文程立即调遣火力最强的火器营,向敌发起猛攻,迅速打破明军围困。皇太极亲率主力部队进攻永平时,委派范文程驻守军事要地遵化。明军为夺回遵化,发动猛烈反扑,关键时刻,范文程身先士卒与敌血战,将敌杀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天聪五年(1631年),金军围攻大凌河城,守城敌军被迫投降。但是,投降的部分蒙古兵暗杀其将领后重新反叛。皇太极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将他们全部屠杀。范文程犯逆鳞,从容劝谏,陈说利弊得失,使皇太极打消杀心,五百多名蒙古兵得以免除杀身之祸。还有一次,一支明军部队据守西山之巅,负险死守,金军久攻不下。范文程跃马向前,单枪匹马勇闯敌阵。进入敌方营垒后,他讲清形势,晓以利害,经过一场舌战,使敌军斗志瓦解,纷纷弃甲请降。皇太极获悉大喜,将投降的军队全部赐给范文程。
  范文程的政治谋略,在大风大浪中大放异彩。
  天聪六年(1632年),范文程跟随皇太极攻略明朝边城。他与同在文馆任职的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疏,为皇太极这次军事行动出谋策划,认为与其进攻宣府、大同,不如进攻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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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抵达归化城,皇太极对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拿不定主意,请范文程等人进行谋划。范文程等人上疏,献计献策:“察我军情状,志皆在深入。当直抵北京决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张军威。若计所从入,惟雁门为便,道既无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资以为粮。上如虑师归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所部归于我,道远不可以徒行,来与尔国议和,假尔马以济我新附之众。我议成,偿马值;不成,异日与师,荷天之宠,以版图归我,凡军兴而扰及者,当量免赋税数年。此所谓堂堂正正之师也。否则,作书抵近边诸将吏,使以议和请于其主,为期决进止。彼朝臣内挠,边将外诿,迁延逾所期,我师即乘寡而入。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在速归;半途而返,无益也。”这份上疏,深谋远虑,思虑周详,深为主子着想,充满政治智慧,皇太极看了非常赞赏,全盘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天聪七年(1633年),诏抚明军将领孔有德率部投诚,以及此后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等重大行动,范文程都运筹帷幄、参与谋划,奉献了非凡智慧。
  范文程以出色的政治谋略才能,赢得皇太极高度信任,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并成为大清第一帝须臾不可少的高级智囊。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登上大清国皇帝宝座,改元崇德元年,国号“大清”。随后,将文馆改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惟一的大学士,并将其爵位晋封为世职二等甲喇章京(爵位名,乾隆时改称轻车都尉)。大学士为文官最高级品秩,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进入皇太极时代,仅九年时间,书生范文程就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章京小官,平地一声雷,跃居文官金字塔顶尖,成为清代历史上最早的汉人大学士,宠荣备至,大红大紫。
  随便列举一些事例,就可知道大清第一帝皇太极对范文程是多么倚重。
  当初,八旗旗制确定时,设立统辖一旗的统帅“固山额真”(满语,时为一旗军政长官)职位。群臣商议后,众口一词,认为有资格担当此重任的,当首推范文程。皇太极道:“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其意是说,让范文程统领一旗,论其才能足以胜任,但却是大材小用了,我皇太极眼下是将他当做心腹和脊骨来使用的,固山额真一职还是另荐他人担任吧。
  皇太极召范文程商议的都是机密要事,每次进入宫中密谋,一谈就是好几个时辰;有时刚出宫甚至来不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去密谋。处理朝政时,皇太极非常看重文程的看法。为表示他对范文程的敬重,特地不直呼其名,称他为“范章京”。每次议政,皇太极必定会问:“范章京知道此事吗?”一旦别的大臣议奏有不当之处,皇太极就会说:“为什么不与范章京去商议商议呢?”如果众奏事大臣回答说,范文程也是这么认为的,皇太极方拍板同意。
  有一次,范文程因病难以处理政务,公务堆积如山需有人办理,但皇太极对别人处理不放心,谕令等范文程病愈后再行处理。抚谕各国的公文和皇帝诏书,都交由范文程起草。起初,皇太极还检查阅览一下,后来就不再详细审阅了,对范文程说:“你不会出什么差错的。”范文程出手的文字,在皇太极心目中,已经达到免检的标准。


  




进献殊礼(5)
高冕
  范文程很孝顺,将父亲范楠接来赡养。有一回,他进宫陪侍皇帝皇太极用餐,饭菜很丰盛,山珍海味,范文程想到父亲从未尝过这些好菜的味道,思来想去没下筷子。皇太极明白了他的心思,马上命人将这一桌美味佳肴撤下来,派人送到范文程家里,赐给他老父亲吃。
  诸如此类,终崇德一朝,皇太极对范文程一直宠信有加,尊他为大清国皇帝的首辅。范文程知恩图报,益发用心,将其政治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辜负皇上对他的厚待和期望。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年仅五十一周岁的皇太极猝然病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皇冠阴差阳错落到五岁孩童福临头上。范文程一如既往,殚精竭虑,辅佐幼主,完成皇太极生前未竟之志。
  登上皇位的福临是个不懂事的孩童,清朝内部对实际最高权力的争夺异常激烈。在这场角逐中渐据上风的睿亲王多尔衮,排斥以皇长子豪格和两黄旗大臣为主的异己势力,拉拢中间力量,力图将最高统治权独揽手中。正当多尔衮集中精力“窝里斗”之际,范文程却鹰隼凝眸,全身心关注着山海关内明王朝政局的变化。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辅政大臣多尔衮等人,阐明天下大势,敦促清统治者务必抓住明王朝内乱这一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迅速出师,进取中原。这一垂载青史的上书原文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故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祗承先皇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而径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献纳,以贤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上书时,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明王朝京师的情报,尚未传到处于关东一隅的清朝统治区,范文程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和犀利的政治眼光,率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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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将改写大清国国运、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略主张。
  仅凭这份上书,范文程就有资格跻身于卓越的历史扳道夫行列。
  在范文程一再敦促下,睿亲王多尔衮幡然清醒,急忙收起内争之剑,将目光投向关内。就在这时,传来了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率农民军入主北京,明崇祯帝自杀身亡的情报。多尔衮非常吃惊,连忙召开王公大臣会议,并急召正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赴沈阳商议对策。
  范文程扶病上路,日夜兼程,赶到多尔衮身边,为他挥师争天下打气。首先,他阐明此仗可打,师出有名:“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接着,他预言李自成必败,而且一战可破:“(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最后,他进言必须以德取天下,不可滥杀无辜、丧失民心:“好生者天下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
  第二天,他又抱病驰赴军中,起草檄文,晓喻大明国官吏百姓:“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并提出与农民军打击官僚地主做法截然相反的口号,争取民心和士心:“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文末尾,一概署着范文程的官阶和姓名。
  多尔衮听了范文程透辟精到的分析,终于下定决心,实行全国总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参战。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带着智囊范文程,从沈阳挥师启程,踏上逐鹿中原的征途。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多尔衮所率清军击败李自成所率农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李自成率残兵逃回北京,在武英殿登极称帝,匆匆过了一把皇帝瘾,焚毁紫禁城,率师西撤。


  




进献殊礼(6)
高冕
  拥有数百万之众的李自成农民军,被一战击破。事实果真应验了范文程的预言。
  十月初一日,小皇帝福临在睿亲王多尔衮等文武大臣的簇拥下,即皇帝位,再次举行开国大典,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此前,皇太极、福临父子虽早已自称皇帝,但止于关东一隅,毕竟底气不足,有很重的自卑心理。以致清统治者将上一年八月举行的登基大典不作数,夺取明王朝京师后重新举行登基大典。至此,福临终于夺取中央帝国的大龙椅,当上了名副其实的皇帝,实现了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梦想。
  定鼎燕京,百废待兴。在范文程积极建议下,清统治者采取为明崇祯帝发丧,安抚遗老遗少,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等一系列措施;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再行乡试、广其登进,废除三饷、编行保甲等重大政策,为清统治者平定大江南北、一统华夏江山,倾注了智慧和心血。
  多尔衮其人,因统兵入关、都燕京、创制度、定中原,功成名就,光芒四射。世人多知多尔衮,而鲜知范文程。殊不知,在其显赫功名背后,倾注着范文程默默无闻的经纶筹划、呕心沥血。可以说,如果没有范文程及时倾奉政治智慧,拿出一系列卓越的战略主张,就不可能有多尔衮底定中原、成就大业的华章。
  顺治元年,行功论赏,范文程被抬入镶黄旗,晋封一等阿思尼哈番(乾隆时改称男爵),赐号“巴克什”。不久,再次晋爵,获二等精奇尼哈番(子爵)爵位。
  多尔衮入关后,重启迫害异己、独专威权的内争,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声望的提高,加快独霸皇权的步伐,从称辅政大臣,到称辅政王,进而称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步步攀升,登峰造极,无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完全凌驾于小皇帝福临之上。
  在大清国高层政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大学士范文程挺直腰杆,不与谭泰、刚林等见风使舵、奉迎权臣的大臣同流合污,坚持不向多尔衮摇尾。多尔衮渴望树立个人专威,哪里容得有人冲他硬头硬脑,遂借范文程等人将甘肃巡抚黄国安呈请终养之本呈送辅政王济尔哈朗批复之事,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此事原本是: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二十六日,正逢睿亲王斋期,范文程等人就将被吏部驳回的黄国安呈请送交郑亲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此时对多尔衮已非常忌惮,不敢拿什么主张,“令姑待之”。应该说,范文程等人将公文先呈交济尔哈朗,是为了不惊扰斋期中的多尔衮,完全是为他着想。但多尔衮借此大做文章,不由分说,以“文程等擅自关白辅政王”的罪名,命将范文程“下法司勘问”。刑部官员为了捧多尔衮臭脚,屈从淫威,无视律例,竟对这位赤胆忠心的开国勋臣施以大棒,作出削夺职务、抄没全部家产的判决。
  范文程不肯低下高傲的头。他是靠自身大智慧安身立命的大臣,绝不靠摧眉折腰轻薄无耻过日子。多尔衮最终虽从轻发落范文程,下达“姑释其罪”,“勉效厥职,以赎前罪”的谕令,但范文程没有屁颠屁颠地跑去,向这位一手遮天的权臣感恩戴德。范文程睿智的目光看得很远,干脆称病不朝,急流勇退。
  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确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佩带顶珠、玉带。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年仅三十八周岁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暴病而死。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刚林和祁充格因讨好多尔衮、妄改清太祖实录罪发,被打入死牢。范文程也是大学士,本当一同定为死罪,顺治帝福临念他一身正气,坚持不奉迎多尔衮,下令只削夺其官职。而且事隔不久,当年就令他官复原职。次年,范文程被晋封世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子爵)爵位,授议政大臣之职,负责监修清太宗实录。范文程沐浴皇恩雨露,重新坐上文臣头把交椅,秉承皇上旨意,辅佐顺治帝治理天下。在遭受打击之后,范文程依然受到重用。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年近七十的范文程病逝。他堪称四朝老臣,一生经历了天命、崇德、顺治、康熙四朝。
  但毋庸讳言,范文程是崇德朝之星。与在崇德朝光芒四射、大红大紫相比,生活在其他几朝的范文程就大为逊色了。
  那么,少年皇帝康熙为何要将范文程称为开国“元辅”,曲意将他划归天命朝红人呢?说到底,康熙帝这么做,完全出于当时政治需要。
  清军入关时,满洲男丁老老少少加起来,仅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人。这么些人,要统治一亿多汉人,必须推行满汉亲善政策,必须树立一个汉臣榜样。这个榜样,当然最好是在大清开山之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受到重用的。谁堪为榜样?康熙帝选中了范文程,于是便将这位崇德朝才走红的人物,硬是说成天命朝就走红了。抬举范文程,实质就是抬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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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老人家,为这位开创大清基业的先祖唱颂歌;归根结蒂,是要汉人摒弃族群之见,甘心情愿做大清皇帝的忠臣顺民,世世代代心甘情愿接受爱新觉罗氏的统治。
  由此可见,少年皇帝绝不是犯糊涂。对范文程到底何时登上首辅高位这个问题,在他泼墨御书“元辅高风”祠额时,心里必是明镜一般。


  




铁血忠臣(1)
高冕
  索尼出身于一个富有语言天才的家族。父亲硕色和后来当上大学士的叔父希福,精通女真、蒙、汉语言文字,受努尔哈赤赏识,均选拔到文馆理事,被授予“巴克什”称号。索尼与父亲、叔父一样,也精通女真、蒙、汉语言文字,努尔哈赤授予他一等侍卫,出入扈从,随军征讨。
  女真民族跃马挥剑创天下,与绝大多数女真男人一样,索尼也是靠冲锋陷阵建立军功出人头地的。哈达部落派兵侵犯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部落,索尼身先士卒,将来犯之敌杀得落花流水。后来随努尔哈赤征讨栋揆部,蒙古大兵前来增援,结下两座大营,互为掎角,索尼会同其他将领发动联合进攻,攻破其中一座大营,其余敌人见势不妙,全部缴械投降。
  进入皇太极天聪时代的大金国,仿佛青春发育少年,渴求急剧扩张,寻求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强悍的八旗劲旅,在歼灭左邻喀尔喀蒙古、威逼右邻朝鲜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落在山海关内辽阔富庶的明王朝身上。扩张的需要,使得满洲人要与这个汉人政权和蒙古部落更多地打交道,无论战争还是边贸交易,都需懂汉、蒙语言的人才。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率兵突袭抚顺城、揭开大规模伐明序幕,至皇太极掌权的金天聪末年,十八年间,金明两军战争不断,大小战役不下数十次。在与明朝汉人军队频繁交战中,索尼精通汉语的才能得到积极发挥。
  索尼的语言才能得以充分施展,是在清军锋镝突入关内之后。天聪三年(1629年)秋,金军兵分三路,绕过宁远、锦州防线和山海关,绕道蒙古,毁边墙而入,成功远袭明王朝京师,并于次年正月攻占迁安、遵化、滦州、永平四城,在明王朝北京城之侧建立起战略桥头堡。这期间,索尼不仅表现英勇,横刀跃马将京城下陷入明军重围的皇长子豪格救出,而且发挥精通汉语的独特优势,立下弓马武夫难以立下的独特战功。清军开到榛子镇,当地官员已弃城而逃,索尼等人撰写了一份汉文诏谕,当地百姓看后,纷纷向清军投降;兵至沙河驿,索尼仍采用这一办法,成功招抚了当地百姓。清军攻克永平时,索尼等人在城头树起黄旗,用汉语向守城军民喊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瓦解对手的抵抗意志,军民放下武器,俯首归顺。当年二月,皇太极率大部队班师返回沈阳,索尼奉命随贝勒阿巴泰等率将士驻守永平城。在守卫这座与明朝皇城近在咫尺的汉人城市期间,通汉语、懂汉俗的索尼,再次发挥独特的作用。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命他担任吏部启心郎。启心郎这一官职,是女真民族建立的大金政权所特有的,设置于各部院,地位与各部侍郎(各部副长官)相同,职责是沟通满汉大臣的语言隔阂,相当于后来的翻译,但出于金政权扩张的需要,其地位比翻译要高得多。皇太极给他这么一个头衔,也算是用其所长了。
  武士的勇猛与独特的语言才能,使索尼崭露头角,但未能使他青云直上、爬上权力金字塔高层。八旗劲旅,猛士如云,索尼只是其中一团云絮,极容易被湮没,很难鹤立鸡群、卓尔不群;随着清政权日益强大、明王朝末日临近,越来越多的汉官汉儒汉人归附大清统治者,兼通满汉语言文字的人才犹如过江之鲫,索尼昔日的语言特长,此时不再“特”不再“长”,不再是大清国稀缺之才。
  索尼从早年追随努尔哈赤征战一直到崇德八年,经过二十多年浴血奋斗,仍只是个吏部郎官,封爵三等梅勒章京(乾隆时改称三等男爵)。启心郎属正二品官阶,是个不大不小的副部职官员,但并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圈,在皇上心目中不是“心膂”、股肱级的人物,没有参与决策大清王朝大政方针的资格。
  索尼后来得以攀上大清王朝权力金字塔顶尖,成为顺治朝红人,其过人法宝不是别的,而是忠诚。这份忠诚,不是寻常的忠诚,而是神鬼俱惊、死心塌地的忠诚。
  逆流歪风横行,愈显出忠臣本色。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此后第五天,多尔衮急忙跑进宫中三官庙,征询索尼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索尼是忠于皇太极的两黄旗势力的代表人物,多尔衮跑来摸索尼的底牌,实际上就是探摸两黄旗大臣的底牌。索尼面对拥有两白旗势力、实力雄厚、咄咄逼人的王爷,直言不讳抛出自己的主张:“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索尼这席狼牙棒般有棱有刺的话,给野心勃勃的多尔衮王爷当头一棒。先帝皇太极长子叫豪格,时年三十四周岁,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按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制,他是皇位继承人最佳人选。索尼所说的必立一皇子为帝,虽没有挑明是谁,实际上就是指皇长子豪格。
  皇太极死后第六天黎明,满洲双雄多尔衮、豪格在崇政殿争夺皇位。在场八旗王、贝勒尚未张口发言,索尼与鳌拜率先站出来,首倡要立一位皇子做皇位继承人。这被视为逾规之举,破坏了大清王朝的议事规则:侍卫、部院大臣等可以列席会议,也可以发言,但必须在王、贝勒特别是八旗旗主发表意见后,获得许可才有这个权利。多尔衮大为光火,将他俩喝退,但他不敢进一步惩治他俩,因为两黄旗已先下手为强,调集一彪全副武装的精兵将崇政殿团团包围。在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原本私下曾允诺支持皇长子豪格的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面对复杂凶险的皇位争夺战,两唇如同紧闭的石门,默不作声;豪格沉不住气,犯下战略错误,声称自己“福小德薄”,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以退席相威胁,关键时刻主动弃权出局;另一位具有雄厚实力的两红旗势力代表人物、皇太极之兄代善,提出立多尔衮也可以,立一位皇子也可以,风吹墙头草、东西两面倒,一副骑墙态度,并声称自己已经年迈,无心觊觎皇位。在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拂袖退席,礼亲王代善跳出圈外的情况下,眼看睿亲王多尔衮就要得势,索尼等两黄旗大臣急忙动作起来,杀气腾腾,誓死捍卫先帝利益,他们“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慑于两黄旗大臣的铁杆立场,慑于巴牙喇精兵剑拔弩张的铮然杀机,不得不妥协退让,但他急中生智,抓住两黄旗大臣必立一皇子为帝这个回旋余地极其有限的空间,机敏地提出拥立年方五岁的皇九子福临为帝,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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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任辅政大臣,辅佐小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堵住了两黄旗的嘴巴,使他们无话可说,以退为进,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血腥内讧。


  




铁血忠臣(2)
高冕
  争夺皇权的风波,并没有因择立福临为帝而终止。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下煽动多尔衮推翻前议,自立为帝。迫于形势,这两个是非之人被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处死。这一事件,使两黄旗大臣意识到,先帝之子福临得到的皇位并不稳牢,依然存在颠覆的危险。于是,在处死阿达礼、硕托后第六日,两黄旗大臣,侍卫图尔格,拜尹图、谭泰、塔瞻、锡翰、多尔济、伊尔登、额尔克戴青、巩阿岱、车尔格、图赖、鳌拜、希福、范文程、刚林、索尼、哈世屯、巴哈、陈泰、穆成格、伊尔德、谭布、遏必隆等二百零七人,点燃青香,集体盟誓,表示要像效忠皇太极那样效忠幼主福临。
  索尼在这班大臣中排名并不靠前,但他是坚定不移的忠君之臣,是这班人中间的骨干分子。在二百零七人集体盟誓后,索尼等人仍觉得靠不住,缩小范围,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鳌拜六人,相约来到三官庙再次盟誓,异口同声发誓:“愿生死一处”,“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
  为将大清最高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多尔衮一手打、一手拉,一边继续打击曾与他争夺皇位的豪格,一边分化拉拢拥戴小皇帝福临、对豪格深表同情的两黄旗大臣。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安排都统何洛会等人构词讦告,把豪格往死里整,将他废为庶人。同时,拿着高官厚禄,极力拉拢两黄旗大臣,壮大自己阵营。他以索尼忠贞戮力、不附豪格为由,赐给他上等鞍马。受到这一赏赐的,还有两黄旗大臣、都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第二年,多尔衮进一步提拔索尼,将他晋封为子爵。
  索尼一身忠骨,不背誓言。他不因皇帝年幼不懂事而怠慢欺罔,不因多尔衮给他赏赐晋爵而屈膝投靠。他不向权臣多尔衮献媚,不作溜须拍马之举,不说多尔衮爱听的奉承话,更不充当多尔衮排斥异己的打手。他心中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太宗皇太极的继位人——顺治帝福临。
  多尔衮独揽朝廷大权心切,笼络鹰犬,迫害异己,手段日彰,大清王朝笼罩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阴霾。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尔衮势焰熏天,像索尼那样对小皇帝赤胆忠心的大臣越来越少。许多大臣或为利益所惑,或为威权所慑,背弃誓言,卖主求荣,拜倒在多尔衮脚下。以两黄旗为例,在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等二十余名骨干人物中,就有不少人背誓投靠多尔衮,比如拜尹图、谭泰、巩阿岱、锡翰、席讷布库、冷僧机之流。正黄、镶黄两旗,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代君主亲自统领之旗,历来是拥戴皇帝的中坚力量,但在多尔衮利诱和打击下,就有这么多重量级大臣将昔日誓言抛在一边,其他各旗大臣更是可想而知。还有一些大臣,为保全高官厚禄,明哲保身,苟且偷安,其代表人物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之辈。有的大臣老死病故,单以两黄旗大臣为例,图尔格、图赖、塔瞻等忠于皇帝的重臣,已命丧黄泉。有的大臣被多尔衮整趴,如忠君骨干分子鳌拜、遏必隆,遭人陷害,被革除职务,籍没一半家产,削夺所属全部牛录人丁。还有的被多尔衮整死,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被多尔衮强加罪名,投入监狱,迫害致死,其姿色动人的年轻妻子博尔济锦氏,被多尔衮强纳为妃。
  王公大臣的背叛投靠和明哲保身,加快了多尔衮专擅威权的步伐。在他主使操纵下,顺治元年(1644年),以皇帝名义,封他自己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1645年),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的卤薄仪仗规格高于其他亲王,仅稍低于皇帝;到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顶破云天,将自己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凌驾于皇帝之上,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从顺治六年初起,多尔衮一言既出即为法令,操纵朝廷大权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多尔衮将忠于幼主、卓然立朝的索尼视为眼中钉。他对索尼的所作所为非常失望:谭泰、巩阿岱、锡翰等两黄旗大臣纷纷背盟依附他多尔衮,就是索尼没有任何投靠迹象,多尔衮深以为憾。李自成撤离北京时,放火烧毁宫殿,清军入主京师后重建宫殿,多尔衮王府也同时修建,无论用工还是材料,工部尽量多算多给,那些趋炎附势的工匠,为讨好多尔衮,将修建王府摆在优先位置。对此,有一个叫佟机的人,对多尔衮提意见,多尔衮勃然大怒,欲斩掉此人。索尼挺身而出,竭力为佟机辩护,说他没有任何罪过,不能滥杀无辜。多尔衮对此怀恨在心。英亲王阿济格欺慢小皇帝,出言不逊,声称在他看来皇帝只是个“八岁幼儿”。索尼将此言行禀告辅政大臣多尔衮,请求将他治罪。阿济格是多尔衮兄长,多尔衮有意包庇他,拒不批准索尼请求。多尔衮曾召开大臣会议,试图分封诸王,索尼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削弱皇权之举。索尼一次次顶撞作梗,令多尔衮大为光火、头痛不已。多尔衮党羽巩阿岱、锡翰煽风点火说:索尼如此作梗,岂不是阻挠你睿亲王平天下吗?进谗言将索尼重重治罪,省得多尔衮做起事来碍手碍脚,但多尔衮出于诸多顾虑,一时没有同意。


  




铁血忠臣(3)
高冕
  其实,多尔衮私下已将索尼列入打击目标,削弱和迫害索尼的套子越收越紧。他控制的朝廷,以索尼已拥有子爵爵位,不宜再任郎官为由,解除索尼担任的吏部启心郎职务,名义上仍命他处理吏部事务,实际上被削夺职务,只给他挂个子爵空衔。随后,迫害接踵而至,索尼被两次罢官、两度论死,被推上死亡的悬崖边缘。
  那是发生在顺治二年的事,索尼向朝廷告发正黄旗旗主谭泰,说他隐藏御旨,“不集众传示”,犯下重罪。索尼等两黄旗大臣对谭泰不满,已非一朝一夕。谭泰于顺治元年投到多尔衮麾下,成为其得力鹰犬,两黄旗大臣、大学士希福因此经常讥讽他“衰庸”,谭泰非常忿恨,设法迫害希福,将其官职一撸到底,没收全部家产。谭泰的所作所为,为正直的两黄旗大臣所不齿,但很受多尔衮赏识。多尔衮内心很想保全谭泰,但出于其所犯之罪过重,当时反对多尔衮的阵营实力尚厚,只能忍痛割爱,将谭泰削去公爵,降为子爵,解除旗主之职。多尔衮对自己亲信的惩处,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三个月后,就将谭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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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职。谭泰对索尼怀恨在心,岂肯罢休,很快向索尼挥出报复之剑。他告发说,索尼曾对人说过,“(多尔衮)所攻克的燕京不过空城一座,剩下的只是流贼,何功之有?”燕京是多尔衮指挥清军攻下来的,编排索尼说过此话必定激怒多尔衮。谭泰还具状告发:索尼违反禁令,将内库漆琴擅自送人,在禁门石桥下捕鱼,令人在库院内牧马,还在朝门击鼓作戏等等。索尼因此被下法司勘讯。法司秉承多尔衮意旨,蓄意迫害索尼,将他判处死刑。
  多尔衮对索尼案内中情形心中透亮,料知这一冤案难以服众,不好一下做绝,遂故作宽容,下谕旨予以从轻发落:“索尼应依拟处死,念于朝廷效力有年,姑免死,革职并牛录任,著当差,永不叙用。”多尔衮对待索尼就没有像谭泰那样客气了,虽让索尼逃过死劫,但还是下手很重,将他一撸到底,废为庶民。
  索尼从此摔入仕途深渊。
  若不是“匿信事件”案发,多尔衮是不会将索尼官复原职的,索尼这辈子可能置身草野,一时难有出头之日了。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巴牙喇纛章京弹劾谭泰,此案涉及索尼。据谭泰说,他随多铎远征江南时,谭泰曾要求将南京留给他来攻取,图赖对此有意见,遂向多铎告发。多铎写信派塞尔特送给索尼,让他转呈多尔衮。但这封信一直没有到多尔衮手中,询问索尼,索尼说他从没见过此信。于是,逮捕送信人塞尔特,对他进行审讯。
  塞尔特说:我将此信送到索尼手中,索尼嘱咐我以后不要再提及这封信。
  审讯诸大臣信以为真,公议索尼罪当处斩。
  索尼不服。多尔衮亲自审讯。
  索尼道:我以前告发过谭泰擅自隐匿谕旨的罪行,难道我会隐匿图赖书信庇护谭泰之罪吗?
  索尼的这一反诘,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于是,再次提讯塞尔特。塞尔特料知这次难以蒙混过关,只好据实招供。原来,佐领希思汉怕谭泰因这封信获罪,便向塞尔特要过书信,将它丢进河里销毁了。
  真相大白,塞尔特、希思汉有罪,谭泰也有罪。但多尔衮迟疑三天,不予结案。在图赖催促诘问下,才将谭泰判罪下狱。由此得出结论,索尼是被谭泰陷害的。于是,索尼恢复二等子爵爵位,重见天日。至于惩处谭泰,多尔衮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到两年,又将他放出,官复原职,委以重任。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登上权力巅峰,谭泰随之高升,荣任吏部尚书。吏部为六部之首,管理全国各级机关全部官员,担任吏部尚书一职,可谓身居要职。若不是多尔衮亲信,断断乎难以获得此职。可是,谭泰的死对头索尼,就没有这份官运了。
  “匿信事件”使多尔衮及谭泰之流对索尼怵恨交加。索尼虽然因此扬眉吐气,占了上风,但其背后多了几双阴冷仇视的眼睛。
  摔跤倒霉没能使索尼变得“聪明”起来,他还是那么死心眼。处理政务,心中只有小皇帝而没有他人,凡不利于皇上和朝廷的事,他都要说个清楚辩个明白,而且得理不饶人,非要讨得公道不可。索尼我行我素、坚硬如钉,成为多尔衮独裁道路上的可怕障碍。多尔衮决计拔掉这颗钉子。
  顺治五年(1648年)清明,朝廷派索尼赴盛京(今沈阳)祭祀昭陵。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陵墓,因位于盛京北郊,俗称北陵。索尼刚启程离开京师,贝子屯齐就跳出来讦告索尼,说在崇德八年(1643年)秋,索尼伙同图赖等两黄旗大臣,阴谋拥戴皇长子豪格为帝,并且私下盟誓,其罪当死。对此法司议断:索尼应当处死。多尔衮心中埋藏着对其兄长皇太极的怨恨,曾私下说过,皇太极的皇位原本是夺来的,言下之意是说,这把龙椅父汗努尔哈赤本是传给他多尔衮的,只因父汗死时皇太极年长且实力强大,才将皇权夺了去。这下好了,他正好借机出掉郁积多年的怨气。多尔衮假借皇帝名义下旨:索尼免死,罢免其官职,籍没全部家产,追夺所有赏赐,派其守护昭陵。
  多尔衮对索尼的惩处,表述最贴切的惟有两字:阴毒。这一阴毒之招,含义非常清楚:你索尼效忠皇太极,效忠皇太极继位人小皇帝福临,不是始终以忠臣自居吗?那好,我多尔衮成全你,让你永守昭陵,与那荒郊孤坟为伴去吧。


  




铁血忠臣(4)
高冕
  索尼再次摔入仕途深渊。
  至此,打击索尼还没有画上句号。在多尔衮淫威之下,那些与索尼交情不错的人,也大倒邪霉。鳌拜也是两黄旗中少有的忠君死硬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索尼的同盟,也就成了独裁者多尔衮的打击目标。一天,多尔衮问跟前大臣,是不是鳌拜与索尼交情很厚,护军统领伊尔德,侍卫坤巴图鲁、巴泰、费扬古、郭迈、鄂莫克图都沉默不语。多尔衮就问巴泰:你是不是与索尼很好啊?巴泰承认他的确与索尼共事时处得很好。多尔衮又问鄂莫克图:你与索尼是郎舅,关系一定不错吧?鄂莫克图说,他虽与索尼有郎舅关系,但两人相处得不怎么样。这时,费扬古、郭迈也替鄂莫克图帮腔。费扬古还特地为自己洗刷道:我平生倔强,对无关之事一概不理。多尔衮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很不开心,反认为这些人不讲实话,不分青红皂白,罗织罪名,惩治伊尔德、坤巴图鲁、巴泰、费扬古、郭迈、鄂莫克图,将他们革职的革职,处罚的处罚,淫威之下无一幸免。
  要不是老天爷出来干预,索尼很可能老死昭陵,成为其主子荒坟前的一株野草。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暴死。顺治帝福临闻讯,立即派人将多尔衮府中所有信符、赏功册都收回内府,随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权力。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年近十三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登临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受文武朝臣贺拜,标志着从此亲掌皇权。少年天子立即为索尼平反昭雪,特召还朝,恢复其爵位。不久,颁恩诏,索尼晋升为三等伯,准予世袭。顺治九年(1652年),诸亲王议功,将索尼晋升为一等伯,而且赐敕免死两次,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
  索尼加官晋爵,扬眉吐气。他所任官职,都是要职,是皇帝宠信之臣才能担任的职务。更令他舒心的是,皇上给他两次免死特权,这是对他因效忠皇上两度濒临死亡绝境的最好嘉勉。索尼老臣捏着两次免死特权,更可以无所顾忌地行忠君之道了。
  索尼成了顺治朝最走红的大臣。索尼对皇上的忠诚,是经过极端考验的。顺治帝对他非常宠信,总是言听计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索尼对十一项政事提出应改应革应行建议,顺治帝看后全部同意,降旨说:“所奏皆实,饬部议行。”
  顺治十八年(1661年),皇帝福临死于天花,年仅七周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此时,王朝铁幕之后掌握朝政舵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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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太皇太后,以顺治遗诏名义,命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首辅索尼听到这一遗诏颇有顾虑,因为这是破格之举,未经王、贝勒、文武大臣商议,就让四位异姓大臣辅政,自努尔哈赤以来从未有过。当原任学士麻勒吉当着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的面,宣读遗诏之后,索尼等四辅臣赶紧推辞,跪告诸王、贝勒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忙答道:“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于是,索尼等人就将诸王、贝勒的表态奏报太皇太后。孝庄太皇太后与索尼等四辅政如释重负。随后,索尼领率辅政四大臣到顺治帝灵位前,共同宣誓:“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誓毕,索尼等四大臣就担起辅佐小皇帝玄烨处理朝政的重任。
  任命四位大臣辅政,而不是由一二位大臣摄政,而且不让宗室诸王贝勒干预四大臣执政,这是孝庄太皇太后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政治智慧,显然吸取了前朝多尔衮专权欺主的教训,试图在小皇帝没有能力独把朝纲的岁月里,由异姓四大臣分理政务、互相牵制,最后实现皇权的平稳过渡。
  在小皇帝年幼、没有能力理政的情况下,索尼作为首辅,实际上就是代替皇帝处理朝政。他深知,这是孝庄太皇太后对他的无限信任,他不能辜负这份比山重、比海深的信任。
  但事与愿违,形势朝着孝庄皇太后和索尼意愿相反的方向快速发展。处于四辅臣末位的鳌拜,权欲日益膨胀,步上了前朝多尔衮走过的老路。他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不顾小皇帝和索尼的反对,悍然诛杀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三大臣,借故打击与他政见不同的苏克萨哈,公然逾越遏必隆起坐班行,盛气凌人,霸锋无忌,专横跋扈。趋炎附势的臣子们,各怀鬼胎,专以阿附奉承为能事,在朝廷内外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鳌拜势力”。少年康熙帝近乎傀儡,形同危卵。索尼此时已年近古稀,加之早年出生入死、鞍马劳顿,后又两度遭多尔衮政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年迈多病,无力阻止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鳌拜日益加剧的专权步伐。为此,他内心如焚,非常忧虑。
  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索尼病重。在走进冰冷墓穴之前,这位四朝老臣,将毕生智慧和耿耿忠心铸成一颗“弹丸”,射向背誓欺主的鳌拜。这颗“弹丸”就是奏请皇帝亲政折。他领衔拟写这份奏折,于情于理,鳌拜都不敢公然提出反对意见,只好曲意赞同。但少年皇帝一时没有同意,以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为由,要求索尼等四大臣再辅政数年。索尼见皇上未允,领衔一再陈奏,但康熙帝一概留中不发。


  




铁血忠臣(5)
高冕
  六月二十三日,索尼病逝,享年六十七岁。此前,四月二十九日,少年康熙帝特颁谕旨,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叙索尼功勋,对其一生作出评价:“辅政大臣、伯索尼在太祖高皇帝时,授为内秘书院黾勉效力;在太宗皇帝时,任以内外大事,悉能果断殚厥忠诚;及太宗文皇帝宾天时,重念皇祖恩遇,坚持忠贞之心,不惜性命,克勤皇家;在世祖章皇帝时,亦任以内外大事,竭尽纯笃。世祖章皇帝宾天时,以其勋旧大臣夙秉忠贞,堪受重托,遗诏俾令辅政。恪遵顾命,毕殚忠忱,夙夜靖共,厥职茂焉。今身既染疴,且复年迈,宜加恩宠,以示酬庸之典。”实际上这是对索尼的盖棺定论。
  在这段简短评语中,一共用了四个“忠”字。这个评价,对在太宗至世祖、世祖至圣祖两次皇权交接中,忠诚竭力捍卫皇帝的索尼来说,十分达意,恰如其分。六月二十四日,康熙帝颁旨,加授索尼一等公爵位,且与以前所授一等伯并加世袭。索尼逝世后,赐谥“文忠”,享获高规格的死后哀荣。
  索尼提供的这发“炮弹”很快发挥作用。康熙帝将索尼领衔多次呈请皇上亲政的奏疏拿出来,向文武大臣公开宣布,并布告天下,使之家喻户晓。鳌拜极不愿意小皇帝这么早出来亲政,但这是他自己一次次具名陈奏过,不好出尔反尔作梗阻碍。康熙帝还将索尼等人奏疏呈给孝庄太皇太后。经她允诺,七月初七日,年方十三周岁的康熙帝登临太和殿亲政,接受王以下文武官员庆贺,亲临乾清门听政,从此日以为常。同时,他仍令鳌拜等人继续以辅政大臣身份,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经过不动声色的谋划运作,次年五月,少年皇帝断然出手,智擒权臣鳌拜,将其革职、籍没、拘禁,迅速肃清其党羽,将皇权夺回自己手中。
  为褒扬赤胆忠心的老臣,康熙帝推恩及子,将索尼之子一个个晋封为达官显贵。其第五子心裕袭一等伯爵位,第六子法保袭一等公爵位。长子噶布喇官至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官秩;索尼孙女为康熙帝皇后,这位皇后死后赐谥时推恩及生,将索尼晋封为一等公爵,允其世袭。第三子索额图,父索尼去世时康熙帝已将他擢升为一等侍卫,官至正三品,且寄予高度信任,参与擒拿鳌拜后又提拔他为国史院大学士,第二年荣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官至正一品,获得文官最高官秩。
  这就是铁血忠臣索尼的结局。
  一时忠诚易,一生忠诚难;顺境忠诚易,逆境忠诚难;从众忠诚易,孤然忠诚难;生荣忠诚易,死辱忠诚难。
  逆境忠诚,孤然忠诚,死辱忠诚,一生忠诚,索尼全做到了。
  索尼之忠意义深远。谁能说,康乾盛世与此没有任何关系?


  




修炼坚韧(1)
高冕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杀于昆明,宣告大陆有组织抗清斗争的终结。此时,台湾郑成功已是孤军抗清,但他仍奉永历年号,自称“孤臣”,将自己视为明王朝的臣子,坚持他收复统辖的台湾岛从来就是“中国之土地”。
  当年五月年仅三十九岁的郑成功病逝。其儿子郑经掌控父亲遗下的大权,主政台湾。他“自称世藩。凡台湾属文武各官所用旗纛,均更书为世藩属下字样”。他公然“自称世藩”,并急于将所有文武官改命为世藩属下,意在自立为主。这是他不久宣称“台湾非属中国版图”,图谋在台湾另立国家的思想源头。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一再拒绝削发登岸、归附朝廷。
  时已雄踞大陆的清王朝统治者,不能容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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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从国家版图中分裂出去,不能容忍蕞尔小岛再冒出个皇帝来与自己分庭抗礼,决定用武力征讨郑氏、收复台湾。
  台湾海峡波涛汹涌。郑经想要在大陆彼岸立国称帝的本钱,是拥有一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水军。清王朝要把台湾岛上妄图做皇帝的人灭掉,得有一支比对方更厉害的水军;而想建立这样一支水军,关键得有一员比对方更高明的水军将领。
  于是,这个人物出现在清王朝统治者的视野里,凸现在大清初年硝烟弥漫、和战交替的统一台湾的大背景上。
  此人就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
  施琅于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当时,康熙帝玄烨年仅八岁,朝廷大权实际上由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执掌。施琅被提拔重用,主要是受到朝廷重臣大学士苏纳海的赏识。苏纳海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就对施琅有所了解。当时,他任兵部尚书,曾赴福建同安,检阅时任同安副将的施琅整练兵马情况,进行面试考核。他对施琅的评语是:“防守汛地,真有为主实心报效之意。”因此,他向朝廷提出使用意见:“此副将应给与总兵敕印。”总兵为武职正二品,官秩低于从一品的提督,高于从二品的副将。苏纳海此公,满洲正白旗人,曾在极富军事才能的多尔衮身边担任侍卫,并参与汉文《三国志》译成满文的工作,通晓用兵用人之策。他的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施琅留给苏纳海的印象颇为深刻,后来他提拔水师提督时,时已升任大学士的苏纳海成了他的奥援。
  施琅是清廷与郑氏集团敌对双方都很看重的水军将领。他统领水师进行海战的才能,大学士苏纳海、浙闽总督李率泰了解,郑成功、郑经父子也了解。当年,海澄公黄梧向李率泰举荐施琅时说,此人“仇贼甚深,知自知彼,胸有成算”,“且智勇兼优,忠诚素矢……与梧戮力驰驱,必能翦除海孽”,李率泰将这番建言奏报朝廷,施琅得以起用。兵部尚书苏纳海亲自考察施琅后,朝廷更明白施琅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水师将才,颁谕命他统领一支水师,提拔为绿营军最高官衔提督之职,获武职从一品官秩。郑成功、郑经父子也深知施琅厉害,当年施琅背离出逃、行将投清之际,郑成功断言:“此子不来,必贻后患。”在郑成功父子眼里,施琅其人,是猛虎,是劲敌,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趁郑氏集团权力交接、内争纷扰之际,清王朝接受黄梧、施琅建议,命浙闽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水师提督施琅,向郑军发起大规模攻击,一举拿下金门和厦门。随后,攻取郑军在大陆的重要基地铜山,郑经仅率战船数十艘逃往台湾。
  清廷大受鼓舞,意欲一举攻克台湾。
  翌年七月,清王朝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八月,令其统率新近降清的郑军麾下大将周全斌,以及杨富、林顺、何义等郑军降清水师军官,统领水师进剿台湾。十一月,施琅挥率水师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师出洋面,突遭飓风袭击,水师兵船无法逆进,只好偃旗息鼓半途而返。
  出师未捷,施琅第一次统兵攻台失利。
  朝廷降旨:“伺机进剿,勿以日久为虑。”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二日,施琅奉命再次征台。水师船队在海上行进,再次遭遇飓风,兵船难以前进,在海上折腾三天两夜,不得不撤回金门料罗湾避风。四月二十六日,风平浪静,云开日出,施琅下令船队起锚,继续向台湾进发。可是,船到澎湖口,又一次遭受飓风袭击。事后,施琅在上报朝廷的奏本中描述当时水师遭袭的情形:“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臣所坐战船,亦飘至南方。”据说,当时船队很惨,有船舷、船尾、船面、船底被狂涛拍裂而进水的,有桅樯、船尾、船具、缆绳断裂的,有舢板用具被海浪冲走的,还有船只葬身大海的。飓风之下,兵船四处飘散,七零八落,飘泊至镇海、大担、浯屿、厦门、靖卫、漳浦、潮州各地。主帅施琅乘坐的战船,也难逃此劫,随风浪飘泊至广东潮州海面。
  施琅无功而返,征台再次宣告失败。
  脸上无光的施琅,急忙向朝廷呈上题为《密报进攻台湾舟师被风事本》,洋洋万言,解释出师失利原由,并且表示,他将“竭诚效命,矢志灭贼”,“挑选精兵,候有南风讯息,即约期复征”。


  




修炼坚韧(2)
高冕
  不知什么缘故,朝廷失去了原有的热情,颁谕冷冷地说:“知道了,进兵与否,已有旨。兵部知道。”不久,还派总兵官孔元章等人赴台招抚。
  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因上疏反对鳌拜提出的镶黄、正白两旗圈换土地案,惹恼势焰熏天的鳌拜。当年十二月,权臣鳌拜凭借手中代幼主批红之权,在少年皇帝没有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将苏纳海等人处以绞刑。苏纳海被杀事件与施琅虽没有直接关联,但对施琅仕途及其高度关注的征台事业很有影响。施琅从此失去了一位了解和支持他的朝中重臣。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但朝政仍由一手遮天、跋扈专权的鳌拜控制。当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琅呈上《边患宜靖疏》,认为孔元章称台湾郑氏答应受抚之说不足为信,对方“未必有归诚实意”,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他还提出用兵谋略,届时采用剿抚并用之策,先“据澎湖以扼其吭,大兵压境,贼必胆寒”,尔后进行招抚,若招抚不成,再“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
  施琅对自己提出的剿抚并用战略,颇为自信,认定只要此举运用得法,必可大获全胜。
  施琅翘首期盼,等待朝廷命其征台的旨令。然而,此疏呈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施琅再次上疏,在题为《尽陈所见表》中,结合自己的见闻,提出对郑氏集团的看法和对台主张,认为“郑经逃窜台湾,负恃固。去岁朝廷遣兵前往招抚,未见实意归诚”;如不讨平台湾,而严迁海之令,必弊多利少,导致“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倘若让郑氏得到喘息,“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逐渐坐大,窥视边疆,必后患无穷。
  这一次,施琅很快得到朝廷回音:“渡海进剿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其施琅之缺,着施琅自行择人暂行代管。兵部知道。”同时,上头还通知,让施琅携带家眷进京。
  施琅很是狐疑,既然是“作速”赴京向皇上当面阐述对台主张,当是去去就回,何必携带家眷?但施琅更愿将此理解为圣上非常隆恩,四月间火速启程,驰赴京师。
  暮春时节,施琅抵京。少年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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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康熙向他面询对台方略,施琅利用这一极其难得的机会,直抒己见。意犹未尽,施琅又上《台湾剿抚可平疏》,认为台湾郑军实力不足,兵力不到二万,战船不过二百余艘;郑经其人智勇俱无,打仗不是他的长处;手下部将都是庸碌之辈,而且散沙一盘;士兵需要耕垦自给,荒于操练,没有多少战斗力。他分析判断说:“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威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主?是为因剿寓抚之法。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千员往宣朝廷德意,若郑经迫之势穷向化,便可收全绩。倘顽梗不悔,俟风信调顺,即率舟师联直抵台湾,抛泊港口以牵制之。”他得出结论,如果采用此策,“贼可计日而平”。
  朝廷命有关部门对此疏进行研究讨论。长于骑射的八旗兵鉴于多次征台失利,恐海症发作。施琅这一被未来证明非常正确的对台策略,部议竟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为由,予以彻底否定。
  朝廷之中喧闹高涨的主和声,淹没了施琅“因剿寓抚”的主张。
  随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朝廷下令,撤销原设置的水师提督官职,裁撤福建水师,全部焚毁战舰,宣示再不武力征台。
  同时,朝廷命施琅留在京城担任内大臣,将他抬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内大臣,官秩为武职正一品。由从一品提督提升为正一品内大臣,由绿旗汉籍抬入皇上亲隶的旗籍,看上去无论官秩还是身份都大为提高,加官进身、风光荣耀,实际则是明升暗降,被削夺兵权,担任闲散之职。
  施琅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这才省悟过来,为何要他携带家眷来京,为何朝廷格外示恩由他自行择人代理提督之职。他实际上被软禁了,只不过这是一种光彩体面的软禁。
  少年皇帝玄烨,虽于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首辅索尼病逝后亲政,但作出这些安排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掌控朝廷大权的辅政大臣鳌拜。
  施琅从康熙七年(1668年)春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夏,被削夺兵权羁留京师,前后长达十三年。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少年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擒鳌拜,夺回旁落多年的皇权。当年十一月,康熙帝破格授予施琅伯爵爵位。
  但康熙帝没有立即命施琅返回福建重组水师。
  康熙帝亲政以来,已将“三藩”割据势力视为心腹大患,列为头等重要的大事高度关注。
  至于对台问题,被康熙帝暂时搁置起来。况且,他对施琅统兵征台一再失利心存疑虑。
  对此,全望祖一言说穿:“方施琅之叛成功而归附也,世祖(顺治帝福临)即以为水师提督,驻海澄。琅以平台自行,出兵不克,疑其贰,召入京,不复用,而水师亦罢。”


  




修炼坚韧(3)
高冕
  施琅是明朝降清将领,而且降清过程中有过反复。他是福建晋江衙口村人,原在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属下担任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年)跟随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起兵背父抗清后,施琅背叛清军投入郑成功阵营。起初,施琅与郑成功关系很好,但因施琅恃才倨傲,多次忤逆郑成功,两人矛盾加剧,郑成功下令将施琅及其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捉拿关押,施琅侥幸逃脱,其父亲、弟弟及一个儿子、一个侄子均被杀害。施琅遂于顺治八年(1651年)再次降清。施琅反反复复已令清朝廷生疑,随后两次率水师半途而返,进一步加重朝廷疑虑;尤其是第二次征台,他在奏本中说遭遇飓风如何如何厉害,但实际沉没损失的仅两只小船,令人疑肠百结。更让朝廷放心不下的是,施琅还有众多亲属在海峡对岸郑经手下做官,有的甚至颇受器重。朝中很多亲贵大臣对施琅的忠诚持有怀疑,私下说他有子侄在台湾,与郑氏旧恩未断。
  这类尴尬之事,朝廷不予明言,施琅难以辩白。
  清廷对台时抚时剿。康熙八年(1669年),又回到和谈桌上,皇上玄烨派大臣明珠等人赴泉州与郑氏谈判,放宽条件,提出只要他们遵制剃发归顺,不仅可得到高官厚禄、保持台湾原有局面,还允许郑氏集团长期留住台湾,不必迁来大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战争爆发后,清廷为争取郑氏集团,双方又有过和谈接触,对其采取宽容政策。
  兵权被解除,水军被裁撤,施琅的翅膀折断了。
  春花伴着流水逝,黄叶随着秋风去。岁月无情地流逝着。施琅羁留皇城,年复一年,遥遥无期。
  以施琅这种特殊背景,可以想见,其在陌生京城所过的是什么日子。名义上是显赫伯爵、一品大员,实际上生活清苦,不会有朝廷额外的赏赐,不会有人登门送礼,也不会有什么灰色收入,以致逼得伯爵夫人不得不放下贵妇架子,做一些针线活养家口。
  施琅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否有过独囚书房黯然神伤,是否有过愤世嫉俗泪湿衣襟,是否有过怨天怨地自暴自弃,是否有过精神沉沦死心绝望……如此种种,人们都无缘得知,惟有施琅自知。
  十三年的京师生活,对施琅来说是一片海。清苦的海,怨屈的海,孤寂的海,凄凉的海,窒息无助的海。但是,这一片茫茫大海中,没有一个沉溺呛水的施琅,没有一个随波逐浪的施琅,没有一个自绝于深渊的施琅。他在苍茫大海上顶风逆浪、一臂一臂地划着,不停歇地奋臂击水,坚忍不拔,泅渡大海。他明白,他不能停止击水。因为停止击水,他就会葬身于鱼腹,就会沦于万劫不复的渊薮。对于水军将领来说,战死于大海是最高的荣耀,而自绝于大海则是极端的无耻。
  施琅身羁京师,却始终不忘规取台湾,常与闽籍在京官员探讨台海形势。他致力于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他是在台海变幻莫测的飓风潮汐中栽倒的,他还要在变幻莫测的飓风潮汐中站起来。他在退朝休闲时,“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史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
  他始终认为“海上可平”,坚信能够收复台湾。在有的朝臣看来,施琅两次征台无功而返,是个爱说大话的人,过于骄狂,连康熙帝宠信之臣李光地也这么看。有天晚上,李光地与施琅秉烛而谈,经过一席论兵谈势,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李光地在所著《施将军逸事》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述:“余素未深知公(指施琅)。一夕,就公烛下话,道及顺治乙亥(十六年)事。余曰:‘社稷之灵也。令贼(指郑成功)不屯兵城(南京)下,驱而径前者,是诚可危’。公笑曰:‘宜何所向?’余曰:‘循山而东,奈何?’公曰:‘南北马步不相若,人矣众寡劳逸又悬,所在虽响应作声,实观望不能为之助也。才涉北地,与官军交,贼立尽耳。’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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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向彼舍短用长者,委坚城,溯江而上,所过不留,直越荆襄,呼召滇粤三逆藩,与之联结,动摇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弃舟楫之便而敝围攻,故知贼无能为也。”
  这个夜晚,谈起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兵败南京的原因,施琅在直言李光地所见不切实际的同时,指出郑成功当年之败,是抛弃战船,水军当做陆军使,登岸屯结于南京坚城之下,舍长用短所致。李光地听后,深为佩服,认定施琅确是将帅之才,而非骄狂之徒。由此,李光地了解到,施琅虽羁留京师,但一直在钻研兵法,始终在研究作战对手,目光执著地关注着东南沿海的局势。
  “三藩”战争爆发后,郑军乘机攻占东南沿海不少城池。这使康熙帝对台湾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台湾虽然远隔海峡,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会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台湾问题必须予以解决。清军在平藩中的节节胜利,则使康熙帝信心大增,相信台湾问题完全能够解决。
  形势开始朝着施琅期盼的方向发展。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重设福建水师提督,重建福建水师。接着,先后调京口将军王之鼎、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就是没有起用施琅。
  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福建布政使姚启圣就建议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十七年(1678年),升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再次推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帝依然没有采纳。随后,姚启圣不屈不挠,先后十多次向康熙帝保荐施琅,结局都与以往一样。


  




修炼坚韧(4)
高冕
  当时,能够统领水师与郑军作战的水师帅才稀缺,朝廷选拔艰难,为何偏偏不让知己知彼的前任福建水师提督复出?朝廷讳莫如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青年皇帝玄烨垂询心腹重臣李光地时,才泄露其内心确切顾虑。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七日,康熙帝御门听政。大学士等大臣启奏:将军喇哈达、总督姚启圣奏报,在台郑军主帅郑经已死,部下互相猜疑,他们建议,乘此良机命令水师进攻台湾。
  康熙帝听后谕令:“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遂后颁发谕旨:“郑经已伏冥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渡海攻取澎湖、台湾,全靠水师。但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呈上《三难六不可疏》,声称郑军澎湖守将刘国轩智勇双全,锐不可当,台湾难以攻取。康熙帝看罢大失所望,怒不可遏道:“我仗他有本事,委之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
  康熙帝于是知道,靠万正色这号人物是不可能攻取台湾的,便有了起用施琅之意。但康熙帝对施琅尚存疑虑:施琅之子施齐(即世泽)被郑军俘获后,在郑经手下担任军职,据说后来被郑经杀害,不知到底是否属实;再说,施琅在京赋闲十多年,其才干如何已经很难说了。在此之前,福建总督姚启圣对施琅海战才能、子侄全家七十三口被郑氏杀害等情况,作过详细调查,因而多次力荐施琅出任水师提督,并愿以全家百余条性命作担保。
  康熙帝高度关注的施齐被杀事件颇为复杂。施琅到京担任内大臣后,长子施齐也随侍在京。康熙十年(1671年),他回福建晋江衙口老家完婚。两年后爆发“三藩之乱”,郑军乘机反攻大陆,攻占漳州、泉州等地,施齐被郑军俘获。然而,郑经不仅不杀施齐,反而给予重用,授他为女宿镇之职。后来,由于风传施琅将复出担任水师提督,施齐被郑经解除兵权。康熙十六年(1677年),施齐叛郑归清,被授予副将,奉康亲王杰书之命,跟随提督段应举守卫海澄。郑军围攻海澄,城池陷落,施齐再次被郑军抓获成为俘虏。但郑经仍没有对他下毒手,再度委以重任,命他担任监提督之职。康熙十九年(1680年),施齐与族兄施亥密谋策划,试图擒拿郑经,将他作为俘虏献给清军,但因密谋败露,施齐、施亥两家七十三口全部被杀。
  姚启圣洞悉康熙帝幽微之心。身为总督、正一品封疆大吏,举荐一位水师提督,在皇上面前竟以全家一百多口性命作担保,足以反观康熙帝对施琅疑心之重,也足见姚启圣荐才之心切。
  对清王朝来说,用一员水师提督本来就是一桩大事,更何况要用施琅这样不大托底的水师提督。水师提督若是用准了,就能打败倚仗水师作支撑的在台郑军;若是用错了,不仅要打败仗,而且此人可能与敌狼狈为奸、倒戈一击,动摇大清基业。八旗军系陆战劲旅,天下无敌,但他们不习水战,见了波涛就头晕心慌、七颠八倒,海上战斗力等于零。能不能起用施琅出任水师提督,康熙帝思虑再三,拿捏不定。为此,他先后四次询问心腹大臣、内阁大学士李光地。
  “施齐果以内附为海上杀耶?”康熙帝问李光地。海上,指占据台湾海岛的郑经集团。
  李光地知道康熙帝尚存疑虑,答道:“施琅既来,琅海上所畏也,恐我朝用之,故彼用其子,以生我疑,不用其父耳!”他看了看皇上,接着又道,“施齐后得来降,复为海上所得,知其必不能一心,故杀之。”这番话,对郑经起初为何让施齐当官、后来又为何将他杀掉,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施琅果有什么本事?”康熙帝又问。
  李光地答:“琅自幼在行间,经历得多,又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
  康熙帝频频点头,认为李光地说得有理,便问道:“汝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又说:“就汝所见,有可信任者,何妨说来。”
  康熙帝关注者是施琅,李光地解说的也是施琅,但此时康熙帝话锋一转,却要李光地为他推荐一员水师将领,而并不直截了当询问施琅是否可担当这一重任,这让李光地一下沉重起来。
  李光地矜持再三,答道:“此事非小,容臣思想数日后,斟酌妥即复旨。”
  过了数日,康熙帝派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前往询问。李光地已经想妥了,极力推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娓娓道出四条理由:“他全家被海上所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
  康熙帝听罢,心中疑虑彻底打消。
  这是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的事。过了五个来月,七月二十八日这天,康熙帝作出决定,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令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
  羁留京城十三年,是施琅最为难熬的日子。现实给施琅所出的题目极其残酷:若见不到儿子被杀证据,就意味着他仍将困在皇城,永远困下去,困到老死;若是见着儿子被杀证据,那是一个父亲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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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福建总督姚启圣竟然拿出确凿证据:儿子侄子两家果被郑经满门抄斩。


  




修炼坚韧(5)
高冕
  施琅羁留京城十三年的生活,因此画上一个血色句号。
  八月十四日,施琅将要离京启程,康熙帝设宴瀛台,为他饯行。同时,赐他鞍马一匹。皇上神色凝重地叮嘱施琅:“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之至意。”
  康熙帝神色凝重,自有一番道理。对于台湾问题,一直存在主张和平谈判与主张武力解决两种声音,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而这种声音高一些,时而那种声音高一些。时光流转到康熙二十年,朝廷内主张和谈的声音占据上风,普遍认为,攻打台湾要渡过如此险远的一片海洋,海风巨涛变幻莫测,想要长驱直入克敌制胜,实在难有胜算。当时,主张武力攻台的只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声音微弱,属少数派。但康熙帝力排众议,毅然采纳少数派的主张。
  宴会上,施琅提出一个请求,要皇上派御前侍卫吴启爵随同征台。康熙帝听罢,欣然同意他的请求。施琅这一手很高明:这等于主动要求皇上派心腹监视自己,使皇上心中的那个疑团彻底去掉。经过皇城十三年历练,施琅已成为老到持重的帅才。
  在皇上眷望的目光中,施琅踏上重返东南海疆的路。蓄积十三年的绵厚阴霾,此刻化作痛快淋漓的电闪雷鸣射向东南。
  车马疾疾行,施琅回首、再回首,作别京城,作别铭心刻骨的十三个春秋。
  十月初六日,施琅抵达厦门视事。为防止总督、巡抚、提督之间彼此掣肘,上疏提出“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要求给予专征之权。但康熙帝没有全盘采纳他的建议。当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施琅一起进取澎湖、台湾;命福建巡抚吴兴祚负责刑名钱粮诸务,提供后勤保障,但不必随同进剿。
  就在施琅整治战舰、督练士卒、制造军械之时,海峡对面台湾岛上的郑克也在调兵遣将,积极备战。澎湖为台湾门户。郑克派精兵强将备战澎湖。他命刘国轩驻守澎湖,拜他为正总督,以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为副总督,调水、陆师增援澎湖,修战舰,筑炮垒,并派密探细作侦探对岸军事情报,厉兵秣马,以待清师来犯。
  战鼓越擂越紧,郑克心中有些发虚。从康熙二十年起,台湾接连三年遭受旱灾,期间又数度遭受暴雨洪水侵袭,饥荒并仍,每石米卖到五六两银子。百姓难以生存,活活饿死很多人,土著部落伺机造反,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又传来清廷重新起用施琅挥师攻台的消息,郑克赶紧命冯锡范为左提督,在台湾鹿耳门一带布防,进一步作好迎战准备。到康熙二十二年二月,饥荒更加严重,饿死者越来越多。初八日,郑克便派天兴知州林珩抵福州,谒见姚启圣,寻求和谈。姚启圣被打动了,知会施琅,建议“以抚为善策”。施琅对此持不同看法,总督、提督两人各持一端,和议未成,林珩不得不打道返台。
  施琅想撇开总督、巡抚专征台湾,已令姚启圣很不满意;现在,在对台策略上施琅又针锋相对,两人关系进一步僵化。
  施琅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他明白:在挥师打下台湾之前,首先要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胜主和派。
  十二日,施琅上疏请求调遣兴化、江东陆兵三千人配船进剿,获得康熙帝批准。实际上,这是施琅探出的触角,看看这会儿皇上心中的天平,是倾向武力攻台还是倾向和谈招抚。
  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令平阳总兵官朱天贵及所部仍留福建,在后策应,听施琅调遣。这表明,康熙帝是倾向于武力攻台的。
  四月十六日,姚启圣、万正色联合上疏,陈奏进剿台湾“三不可行”。这一次,姚启圣倒向万正色一边。施琅则截然相反,上奏提出,目前正值攻台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水师已作好进攻准备,台湾郑军“灭在旦夕”。
  主战主抚,双方各不相让。
  在此期间,姚启圣对施琅多方掣肘。施琅原择定农历四五月间进军台湾,因为这时正行南风,对清军水师出击有利,过了六月,遭遇飓风概率大为增加,出师不利。出身行伍、担任福建军事首领已久的姚启圣,不会不懂这一常识,但他蓄意挑起南风进军有利还是北风进军有利之争,从五月初七至十六日,争执不休,还借故阻挠施琅出征,以至拖到六月,差点贻误军机。
  施琅明白姚启圣的用意,断然越过顶头上司,直接上书康熙帝,坚持自己的对台用兵主张,索性将姚启圣掣肘之事挑明,要求皇上“独任臣以军事,令督抚二臣催载粮饷接应”,断言如由他一人指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台湾“何难一鼓而平”,并且立下军令状,宣称“若事不效,治臣之罪”。
  这时,姚启圣也上书皇帝,陈奏台湾刘国轩又派员抵福建议和,条件与上年一样,台湾依照高丽、琉球等外国模式,称臣进贡,但岛上官吏、将士、百姓不剃发、不迁往大陆。实际上,郑克这一分裂主张,继承了其父郑经衣钵。郑经上台不久,于康熙六年背逆父亲郑成功意旨,宣称“东宁(台湾)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今日东宁,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决意分裂割据,在台湾另行立国,并要求清王朝“以外国之礼见待”。


  




修炼坚韧(6)
高冕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康熙帝心如烛然,断然定下决心,准许施琅“独任专政”,委以军事指挥全权,并催促他迅速进兵台湾。
  在战与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施琅战胜对手,大获全胜。
  施琅坚信:台湾能平,台湾必平。经过京城十三年的修炼,施琅已经成为坚韧无敌的蛟龙,具备一脚踏平万顷浪、一口喝干台海水的英雄气魄。
  现在,这条蛟龙挥率水师、扬帆出征的时机到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一日,施琅在铜山召开誓师大会,各镇、协、营等随征官员全部出席。会上,遐迩闻名的大力士、提标蓝理挺身而出,自荐出任先锋。十四日辰时(7—9时),清军二万一千余人,各型战船二百三十六艘,浩浩荡荡从铜山出发,向澎湖进发。
  十五日辰时,郑军澎湖守军主帅、武平侯刘国轩获得这一情报。在此之前,他已令澎湖各岛守军沿岸构筑堡垒、布设火炮,岸外以炮船列阵,并调集重兵环泊于娘妈宫前口子及诸要口守备。申时(15—17时),清军水师抵达澎湖外围,兵船分别暂泊于猫屿、花屿等澳。这些小岛上的郑军守兵不战而退,在清军到达前已撤奔澎湖本岛。
  十六日,清军抵近澎湖本岛,施琅随即下达进攻命令。刘国轩率领部属二万多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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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二百余艘,迎击猛扑而来的清军。论兵力,两军旗鼓相当、不相上下。杀声震天,枪炮齐鸣,惨烈的征台大决战,在澎湖打响。
  就在这紧要关口,飓风突发,怒涛山立。施琅所率水师前锋簸荡漂散,战斗阵形被狂风打乱,遭到敌舰四面围攻。见状,施琅亲率舰船冲击敌船,不幸右眼被枪铳击伤,啊也倒地,血流满面。危急时刻,大力士、先锋官蓝理率船冲入重围,接连击毁三艘敌船,其他敌船畏怯稍退。于是,主帅、先锋得以联手攻敌。战斗正酣,蓝理被敌一炮击伤,顿时腹破肠流,遭受重创。但蓝理一声不吭,咬牙挺立,稍加包扎即投入战斗。因此英勇壮举,蓝理后来荣获“破肚将军”美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千总游观光喊杀连天,率部乘风直扑而来,救回主帅、先锋。
  在主帅、先锋均遭重创的情况下,清军急忙撤退。刘国轩因军中缺粮,恐怕部属溃散,不敢追击。当日战役,郑军损兵二千余人,毁船约二十艘。
  第二天,施琅回师停泊于八罩岛。施琅对海事稔熟于心,明知舰队停泊之处属于危地,却没有良策,因为澎湖三十六岛凡能用于停泊兵船的军事要地,均被郑军占领。施琅对天叹道:“三军命悬,悉听之天。”当时,海流湍急,兵船难泊,海潮骤涨,忽与岛平,看上去又一场摧天飓风就要袭来,情形万分危急,但不知为何,老天蓄势造作了一阵子,竟突然平息。施琅庆幸非常,用手抚额说:“天佑我师也!”
  按照常例,六月时节,澎湖难有五日和风,常常骤起飓风,怒涛山高,变幻莫测。因此,这次清军攻台,施琅心中没有百分之百胜算。利用天赐良机,施琅下令整军五日,申严军令,审定功罪,赏惩官兵。
  郑军望见敌军泊于八罩岛,冷笑道:“此不足烦吾兵,潮至自碎耳。”
  二十一日晚,清军舰队起航。刘国轩正要整兵迎敌,望见一团黑云从天边突起,便说:“不用排兵,但排酒来作戏。”他断言,清军舰队将很快葬身鱼腹。原来,黑云是飓风骤起的前兆。酒筵摆开,忽然听得有殷殷之声,刘国轩非常惊愕地环顾众将说:“何声遽鸣遽息?”边问边饮酒自若。过了一会儿,殷殷之声又起,刘国轩道:“岂雷声耶?”语音未落,只听轰隆一声,雷声大作。原来,澎湖一带海面有一个规律,乌云起必飓风起,雷声作则风云立散。刘国轩大惊失色,跳将起来,将筵席一脚踢翻,仰天长叹:“此天也,非人也,罢!罢!速具舟楫。”随即,刘国轩将日常乘坐、树有主帅旗纛的大船,换给他人乘坐,自己乘坐一条小船作好败逃准备。
  二十二日,清军兵分四路出击:施琅亲率战船五十六艘,均分为八股,进攻郑军主阵娘妈宫;都督陈蟒、魏明等率战船五十艘为东线,自内直奔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击娘妈宫;总兵董义、康玉等率战船五十艘为西线,自西侧突入牛心湾,佯动登陆,作疑兵牵制西面之敌;其余八十艘战船作为后援。辰时(7—9时),清军发动总攻。
  郑军二百余艘炮船、鸟船,在刘国轩指挥下四处迎敌。其中二十余艘大炮船,各装备三四千斤红衣大炮一门,二十余门,铳一二百门不等,火力强大。两军对垒,一场恶战,炮火连天,矢石交攻,弹矢如雨,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总兵林贤、朱天贵等清军将领率先冲入敌阵。朱天贵尤其勇猛,力敌三船,身负重伤,宁死不退,在追击敌船时炮穿其胁,立时阵亡。战至巳时(9—11时),南风大作,施琅立即令火器船乘风纵发,用火桶、火罐攻击敌舰。这场鏖战,直至申时(15—17时),以郑军大败而告终。郑军主帅刘国轩仅率大小船只三十一艘逃回台湾本岛,清军占领澎湖。这场海战,郑军主力被歼,官兵阵亡一万二千三百余人,投诚五千余人,澎湖外围三十六岛兵民全部投